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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年年冬季霾都是热门话题。全国大范围地区困于雾霾,雾霾的成因和应对之策也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北京市代市长蔡奇在北京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一场专题座谈会上表示,治理大气污染是目前北京在环境治理中最迫切最紧要的任务,这是一场持久战,政府要全力以赴采取超常规措施。
  就在今年北京两会前,1月7日下午,蔡奇就北京近期空气重污染应急和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与媒体、企业、市民代表交流。蔡奇直言,近几年,重污染天数持续减少,PM2.5平均浓度在下降,“我们完成的任务和大家的感受是有反差的”。
  “反差”长期难除,大气治污注定是一场停不下来的战斗。近年来北京一直在加大治霾力度,坚定不移铁腕治霾。蔡奇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北京市政府计划在2017年将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60微克左右。去年这一指标为每立方米73微克。
  不只北京,治霾压力在全国有增无减。改善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监管力度,这些治霾的技术和行政*之外,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除了技术和监管层面,应该更多利用金融和财税*来提供更多的激励让企业和普通的消费者更积极地应对雾霾。
  任何一种技术、监管和激励手段都是在一个特定经济架构下发挥作用的。不考虑这个最大的外部性,而只寄希望于通过相对中性的技术手段来有效防治雾霾并不现实。要治霾,还得进一步市场化改革,为产业的自然升级、为进一步城市化创造更好的条件,让大家的收入普遍增加,消费意识大幅提高。
  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分权和地方GDP“竞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升迁考核机制,曾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2015年我国人均GDP约8000美元,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给各地方提供了大量的就业与收入来源。我们不能跟实业说再见,玩脱实入虚的资本游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结构,标准相对单一,基本以制造“GDP”为衡量标准,代价是顾此失彼牺牲环境竞争力。
  进入21世纪以来,民众对环保要求日趋升高,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环境也是竞争力,这应该成为一个新共识。各地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差异较大,绿色GDP等考核指标来引导地方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设计还未刚性化,背后经济体制变革的推进和阶段性目标的达成很难一蹴而就。
  然而,就大城市而言,有难处更有优势。相对于中小城市在能耗等方面的分散和不经济,大城市因技术水平产业升级达成规模效应更有利于提高各种能效,进而更有利于防范雾霾的发生,而其对雾霾的应对也更能集中资源、更具性价比优势。
  京津冀的产业协调发展会是一次强有力的机遇。而能否有效把握机遇又取决于三地政府能否真正去除行政藩篱,实现地区产业的优化配置,内在经济体制的有机融合,而不是简单的中心城市将高端人才和优质产业抓在手中,将所谓低端人群和产业疏解出去。这样非但不能够有效治霾,反倒会形成难以独善其身的反作用。     原标题:大气治污是一场经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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